对于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和与国际的比较研究，一些经济学家采用人均 GDP 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来说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如果用人均 GDP 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来衡量，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国外相比并不低，但这种比较方法有问题。
例如，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农村人口显然是成比例的，因此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水平是一个意思，从而只是同义反复而不可能推论出任何因果关系；人均 GDP 水平与城市化的关系与前面是一样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人均 GDP 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是互相关的，即完全可以说是城市化水平决定人均 GDP。
一些经济学家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在 GDP 中的比重所表示的工业化程度来进行国际比较。由于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远高于其它国家，这可以推论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我们虽然同意这个结论，但用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来说明工业化的程度和城市化的标准并不是确切的指标，比如发达国家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不意味着工业化程度的下降。
这里的问题是，由货币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名义变量并不能确切表明实际的技术关系，比如没有那一个国家在人均GDP 为1000 美元时达到了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和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工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水平并不是完全由工业化的水平决定的。
如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初实现城市化时的技术水平显然远低于目前的技术水平，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大发展时，其工业部门只有纺织业和简单的机械制造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而与城市建设本身相联系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却占有很大比重，可以说，没有城市就没有现代的教育和文化发展。
就技术关系来讲，技术发展对城市化的制约只是表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即要为城市人口提供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过程证明，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互关联的，即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极大地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制约关系可以通过经验研究来详细分析，但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村存在几亿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极大潜力的条件下，对城市化的发展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也根本不存在工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就业岗位的限制。城市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它与工业化和农村的现代化是一个含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太慢了，无论与拉美国家 7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 还是和东南亚超过 5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都是落后的。韩国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而我国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的比率只提高了 20%，归根结底， 我国自 1980 年以来并没有把城市化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没有把城市化本身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
目前我国消费品生产的技术水平完全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生产出所有中国老百姓需要的那些消费品，同样，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我们完全可以在未来的 15 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从而使他们享受现代的科技和文化生活，这种城市化比增加某些产品的消费更重要，或更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实际上，现代的教育、文化以及产品的消费只有在城市里才是可能实现的，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提高人们对现代产品的需求，也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改善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城市化比技术和工业产值更重要。在目前的经济学中，城市化问题只是一个从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问题，比如城市具有规模效益，交通和信息系统发达，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可以使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等等。
经济学的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是城市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从事竞争的游戏，共同发展文化、体育等娱乐活动。城市除了教育、科学研究和文化等不可替代的功能外，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相联系的建筑业、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金融业和目前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也是不可替代的，从某种角度讲，城市化本身就是一种产业。
当然，城市并不是一个产业，而是由多种产业共同构成的，但只有城市才能把这些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的城市化过程中， 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商业和服务行业等出现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而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是保证需求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条件。
提高货币发行来雇用农村劳动力生产消费品，然后再让他们用工资收入把这些消费品买走，但这里的问题是，必须保证投资者的利润，那么如何保证投资者的利润呢？如果按照相关推论来看，投资者的利润只能或只有来自地产的升值。
实际上，近年来的发展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势，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越来越替代“机器”而成为“资本”，按照各国的发展经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地产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只有上升到 50%以上才会稳定，这种地产的升值是与城市化过程紧密联系的。
那么，当采用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或城市化过程滞后， 利润将更多地流入城市，这必然造成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和难以持续扩张，因此，这种采用货币扩张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方法必须与城市化结合在一起，才能不断地创造需求。
自 80 年代制定发展中小城镇的发展战略以来，一直在协调地区和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但结果依然是大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发展最快，广州、深圳一带的珠三角地区、苏锡常一带的长三角地区和浙江沿海一带的城市发展是最快的，未来我国城市的发展也必然是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这种趋势是很难改变的。
上述分析涉及到目前我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如西北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种地区发展战略是否可以向这些地区的大城市倾斜，如西部和东北的省会城市，因为区域太大无法与金融的发展相协调。
因此，目前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也应该加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大城市和形成城市群，以规范乡镇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世界城市的排位中也仅居第十，而象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因此，不必为大城市的扩张过分担忧，研究和制定大城市、城市群、乃至特大城市的发展规划势在必行，因为一旦经济增长率提高，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口涌入这些城市和地区。
上述分析可以从各国城市化的普遍经验中得到证实，这些经验同时表明了，在二元经济条件下，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目的是为了经济的货币化，而货币化与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化必须同时进行。
目前必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在经济发展中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以上对三农问题和城市化问题的讨论直接联系到当前我国经济中总量与结构的矛盾，联系到前面所提出的通过提高名义 GDP 增长率来解决这些矛盾，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来改变目前的收入流程以改变产业结构的着手点是城市化，城市化和三农问题不仅是当前经济的最薄弱环节，而且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可以使高速增长的投资有了方向，而且可以改变收入的流程。
例如，大规模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将雇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政府又可以把土地开发的收入用来开发廉价的商品房安置农村劳动力进城。象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有些靠近城市的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可以就地建立城区与大城市相连，把大城市的区域扩大，城市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这种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并使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可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全面进行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通过农村产业化的规模经营提高生产率和采用新技术，使农村的收入水平提高，这又可以缓解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压力。
可见，通过城市化可以真正提高有效需求，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需求，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生产得以复苏， 进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高涨。目前发展城市化战略必然需要对原有的土地管理制度和农村的连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适当”的改革，这种改革是必要的，如目前的土地管理看似严格，但土地的收益却严重流失， 乡镇企业以极低的成本占用耕地，实际上只能默认而损失大量的土地使用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