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决策部署。深入研究西藏城镇化发展态势，发现存在城镇化率与全国相差甚远的问题：第一产业占GDP比重连年下降，而农牧区人口一直增加；农牧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2017年开始西藏城镇化率增幅下降。本文研究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引导人才、资源技术等延伸至农村，改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全面发展乡村振兴。
一、引言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央首次对“新型城镇化”概念作出定义；同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子，为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2015年1月，西藏自治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部署新型城镇化推进工作，并于当年出台《西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大力提升拉萨——泽当城镇圈核心地位，壮大以桑珠孜区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城镇和以八一镇为中心的尼洋河中下游城镇，推进藏东昌都、藏北那曲和藏西狮泉河城镇发展，探索河谷农区、重点林区、高寒牧区、高山深谷区等不同地区城镇差异化发展，《规划》为西藏城镇化未来发展明确了方向、目标、任务，形成具有西藏特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9年，西藏农牧区发展呈现新的面貌，农牧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当年，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951元，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0.8%，城镇化率为31.5%，农牧业和农牧区形势大好，为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基础支撑。
受一系列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部署和政策的实施，2014年至2019年6年间是西藏城镇化水平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2014年比2013年再度提升2.04%，达到自1987年以来年增长最高水平；2015年至2017年，西藏城镇化率继续保持高增长，到2017年底，西藏城镇化率突破30%，达到30.89%。2018年至2019年两年时间，西藏城镇化率虽然在提高，但增速下降，西藏城镇化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当前西藏面临“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2019年，西藏城镇化率为31.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7个百分点。
二、西藏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主要模式、发展理念、动力机制可与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具体化的协同领域，集中体现在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功能方式与作用机制。
（一）西藏新型城镇化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要求，强化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
1978年，在西藏全区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达50.68%，经过40年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换代，到2019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仅为8.2%，但仍然还有239.99万农业人口，其中有大部分仍然从事农牧业生产和经营。从图2可以看出，2012年至2019年，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呈现大幅下降趋势，而农村人口数量并未减少，相反还有微幅增长，尤其是2018年和2019年农村人口数均有增加，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和1.3%。由表1和图2可以看出，近两年来西藏新型城镇化率增长值有明显下降趋势，农村总人口也在增加。
图2：2012年至2019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及农村人口数变化趋势图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的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我区解决“三农”问题、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扩大内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举措。
首先，新型城镇化可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有效吸纳农村人口。乡村振兴并非将农民滞留在农村，而是有规划、有策略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新型城镇化推动农民市民化与乡村振兴减少农民的要求不谋而合。其次，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村教育落后的局面，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不仅能提高农民的职业技术能力，为农民非农就业与增收创造更多机会，而且能提升农民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能力，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基础。最后，农村就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因而激发农民的“内驱力”，同时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二）西藏新型城镇化以就近城镇化为主要模式，是优化乡村结构和布局形态的重要途径。
在“十二五”期间，西藏每年转移农牧区劳动力仅3万人左右，农牧民劳务输出量大约占农牧民总数的40%左右，剩余的大量劳动力人口在农牧区务农（牧），并且外出农牧民劳动就业的短期性和季节性较强。从行业去向分析来看，2015年从事建筑业的农牧民达到11.45%，占比较大的有旅游、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大概占15.6%。这些数据充分显示西藏整体就业市场容量极其有限，农牧民就业渠道狭窄、就业去向单一，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过低。其中，主要原因是西藏中小城市发展速度缓慢，限制了第三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从而导致不能有效供给更多就业岗位。根据城市规模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发展规模的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当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会平均提高0.039至0.041个百分点，而且这个就业率的提升对具体劳动技能高低并无实质性的要求，反而受益程度最高的是低技能劳动力。因此，加快发展中小城市、运用城市的集聚效应，立足本地、整合资源，依托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与西藏特色旅游业体系，依托藏地优势资源的特色加工业体系，依托自然条件和绿色农业技术的高原生态种养业体系，着力构建对外经济体系，在二、三产业上实现质的突破，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实现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城镇化。
就近城镇化是指在原居住地抽出一定空间半径，依托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完成就地就近城镇化、就地就近市民化、就地就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城镇化模式。农村就近城镇化将助力乡村全面发展，加速地区经济增长、解决剩余农村劳动力，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及增加农牧民的收入渠道。而农村就近城镇化对于乡村布局形态的优化主要从两个方面所发挥作用：一方面，在村庄内部，农村就近城镇化对村庄进行科学规划布点，合理规划乡村建设用地、农用地空间布局，统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仅能提高农民居住集中度，而且为人居环境改善与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城乡空间协调发展理念的作用下，农村就近城镇化有助于改造乡村与城市发展的规划统筹与功能配套，加强发挥城市对于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整体上优化城乡发展结构与空间分布布局。
（三）西藏新型城镇化以“绿色发展”为发展理念，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传统粗放型城镇化是高耗能、重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效益与生态保护，导致土地资源配置扭曲、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影响了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进程。2015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理念。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绝不可以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这一直是从中央到西藏各级地方政府共同达成的共识。新型城镇化要求产业和人口适度集中，更加强调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促进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有利于减少生态脆弱地区人类活动，留出更多国土空间给自然，践行“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采取综合举措，加大对青藏高原空气污染源、土地荒漠化的控制和治理，加大草地、湿地、天然林保护力度”。基于西藏生态保护任务艰巨，应该发展的是以环保为重点的特色产业。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选择必然建立在自身带有独特优势的要素禀赋结构上，选择这样的产业才会具备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可持续能力，才能产生更大的经济剩余。综合考虑西藏产业发展现状和生态实际，应该重点发展农牧产品深加工、民族医药、清洁能源等产业，形成具有藏民族高原特色的产业体系，逐步摆脱对矿产资源开发的依赖，夯实生态本底，建设美丽西藏。
三、结论与讨论
西藏近几年新型城镇化率增速减缓，经过研究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研究。本文认为西藏新型城镇化战略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要求有利于强化农牧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新型城镇化以就近城镇化为主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优化乡村结构和空间布局；新型城镇化坚持绿色发展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为加快构建和完善西藏新型城镇化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政府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西藏各政府部门严格按照新型城镇化规划，对城镇化工作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和监测评估，及时发现各具体工作环节中的问题并予以解决，继续发挥对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和惠民效果。其次，乡村振兴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以制度改革为主线，引导人力、物力、财力的有机整合，真正做到激活乡村的主体、要素、市场，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协整性以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作者单位：中共拉萨市委党校）
